藍筱婷的部落格

推薦序
一個堅定的右派和獨派是如何養成的？　◎何清漣（旅美作家、經濟學者）
超脫深層意識的自白　　◎李怡（香港寫作人）
 
序篇　逃離中國
「被旅遊」：最荒謬的當代漢語詞彙
最後一次回到無比陌生的故鄉
再見：祖國抑或地獄？
 
【上卷──我是右派】
第一章　一個出生在小店主之家的孩子
小店主是天生的自由市場經濟論者
我的公立學校和外公的私立學校
我趕上了八○年代「思想解放運動」的尾聲
 
第二章　從「六四」屠殺到北大「失業生」
驚悚的槍聲從收音機中傳來
一位啓蒙老師和三本啓蒙書籍
在死水微瀾的北大尋求真理
「不自由撰稿人」：我為什麼一畢業就失業？
 
第三章　我的保守主義知識譜系
再思「五四」：從陳獨秀到胡適，從魯迅到周作人
台灣脈絡：殷海光、夏道平、張灝
中國脈絡：顧準、林昭、楊小凱
西方脈絡：埃德蒙．伯克、艾茵．蘭德、奈波爾
 
第四章　我是如何成為基督徒及喀爾文主義者的？
我原來是一個「全然敗壞」、「無藥可救」的罪人
潘霍華在中國：家庭教會是一個歷久彌新的生命共同體
基督徒的反抗：喀爾文主義與公共神學
 
第五章　一切分歧都是價值觀的分歧：保守主義者對十個關鍵社會議題的回答
保守主義者為何反對福利國家？
保守主義者為何反對政府管制經濟？
保守主義者為何反對國家壟斷教育？
保守主義者為何支持強大的國防力量？
保守主義者為何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保守主義者為何反對婦女自由墮胎？
保守主義者為何支持死刑？
保守主義者為何支持持槍權？
保守主義者為何反對非法移民？
保守主義者為何支持政教分立，而不是政教分離？
 
第六章　「我的保守主義」不是「他們的保守主義」
從嚴復到蔣慶，從新儒家到鵝湖學派：保守儒家傳統是保守主義嗎？
法國傳統、德國傳統，甘地、索忍尼辛：英美傳統和基督新教之外有保守主義嗎？
C.S.路易斯與法蘭西斯．薛華：有清教徒精神的英美保守主義典範
 
第七章　被左派定義的右派，其實是極左派
義大利法西斯和德國納粹是「隱藏的左派」
西班牙、葡萄牙與中南美獨裁政權是「變形的左派」
中國國民黨是「殘次的左派」
 
第八章 　反對左派是當務之急
「左膠」是當代華語中的最佳發明
此「右」非彼「右」，此「左」非彼「左」：不同語境下的左右之爭
認賊作父的毛派及其「新教父」劉小楓
指鹿為馬的新左派及其「帶頭大哥」汪暉
 
第九章　沒有基督教保守主義，中國無法完成民主轉型
中國現代化歷程中，基督教在政治領域的缺席
中國海內外民主運動的「冰凍」狀態
讓基督教保守主義像光一樣照亮反對運動
 
【下卷──我是獨派】
第十章　我是四川人，我是蜀國人
大饑荒與三峽工程：大一統陰影下四川的浩劫
三星堆文明既早於也優於中原文明
「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的蜀漢時代
軍閥割據並非暗無天日，聯省自治未能開花結果
 
第十一章　我是蒙古人，我支持南蒙古獨立
蒙古後裔「鐵改余姓」的傳奇故事
北蒙古終成共和國，南蒙古淪為殖民地
擺脫中國史，從內亞史乃至世界史的視角看蒙古
 
第十二章　中華民國退場，台灣國呼之欲出
破除三重「台灣幻象」：國民黨的台灣、中華民國的台灣、中國文化的台灣
凍獨是死路，獨立是活路
「左獨」為何紛紛走向「左統」？
吳明益不是中國人，我們都不是中國人
 
第十三章　川普時代的美、中、台「三國演義」
對台灣最不友善的是歐巴馬，對台灣最友善的是川普
台灣：不是美國的棋子，而是印太的鑰匙
川蔡通話：台灣命運出現轉機
川普的新印太戰略及對台海局勢的影響
 
第十四章　西藏與新疆：離開中國才有活路
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是一條光榮荊棘路
藏青會的獨立之路是另外一個選項
是中國「新的疆土」，還是維吾爾人的集中營？
東突厥斯坦如何民主建國？
 
第十五章　香港：從雨傘革命到本土崛起
不再輕信「民主回歸」，與「土共」和「港奸」貼身肉搏
新加坡能獨立，香港也能獨立
以南方視角和海洋文明打造香港的核心價值
 
第十六章　中國與台灣都需要一場「脫亞入歐美」式的文藝復興
強制學習文言文是為了培養奴才
「去中國化」的要旨在於「去中國文化」
日本為什麼不過農曆春節：日本「脫亞入歐」成功的啓示
 
第十七章　釜底抽薪：對「文化中國」的三重解構
以黃文雄之「儒禍」理論破除儒家倫理道德及政治哲學
以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之說破除大一統的帝國模式和意識形態
以柏楊「醬缸文化」的概念破除作為凖宗教的中國歷史神話
 
第十八章　愚公移山：對「政治中國」的三重解構
第一重解構：中國的歸中國，「非中國」的歸「非中國」
第二重解構：「中國本部」轉型為「諸亞獨聯體」
第三重解構：「北方及中原的中國」轉型為「諸夏聯邦」或「諸夏邦聯」
 
附錄一　回憶是美好的，又是痛楚的——我們與余杰的十年交往　◎丁子霖、蔣培坤（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
附錄二　流亡者的平靜與不安　◎冼麗婷（香港蘋果日報特約記者）

序篇　

逃離中國

　　是到了離開的時候。

　　一九九八年，我的處女作《火與冰》問世，這本發行百萬冊的書影響了一代中國青年人的思想。上世紀九○年代末那幾年，很多大學文科生的宿舍裡，這是一本最常見的書。其中，有一篇題為《流亡者》的文章，講述了古今中外流亡者們的故事。那時，我不曾想到，自己會成為流亡者中的一員。

　　猶太裔羅馬尼亞異議作家諾爾曼．馬尼亞（Norman Manea）在離開羅馬尼亞前夕，有一位文化界的朋友對他說：「我們的真理之鄉是這裡。我們是作家，我們別無選擇。不管發生什麼，我們都得生活在這裡，我們要在自己的語言環境裡堅持到最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位愛這片土地「愛得深沉，眼中常含著淚水」的朋友，後來成了黨國體制內一名幹練的文化和外交官員。

　　馬尼亞做不到左右逢源，他不以「留下」為至高的光榮。他回答說：「但是為了寫作，我們首先得活著。墳地裡滿是不能再寫作的作家。他們留下來了，在墳墓裡，他們不再能寫了。」他為是否離開羅馬尼亞猶豫不決了很長時間，最主要的問題是，隨著離去，身上有多少部分將死去？

　　馬尼亞甚至用「自殺」來比喻流亡──對於一位作家來說，流亡等同於自殺，那是最後的旅程。然而，面對勞改營、面對告密者、面對身邊令人窒息的空氣，他也相信，流亡至少提供了一種部分的、暫時的救助，一條消防通道，一個緊急出口，一種解決方案。他說：「當不確定你家的房頂能否支撐下去，你只好盡可能快地跑出去，以逃避熊熊烈火。你所能做的只有逃離死亡，不是隱喻的死亡，而是貨真價實、迫在眉睫、不可救治的死亡。這種緊迫感有其自身的挑戰與困惑，它是一種逃生的本能嗎？」

　　這也是我離開中國前夕的心態。馬尼亞的回憶錄《流氓的歸來》如同我的一面鏡子。因著中國嚴格管控的出版環境，這個中譯本中的若干內容被出版社稱為具有「非客觀色彩和政治錯誤」而遭到「好心」的「修改」，它是殘缺不全的。只有到了自由世界，才能讀到完整版本，像拼湊馬賽克那樣，將被刻意遮蔽的、其實是最重要的部分找回來。

　　那時我的處境比當年的馬尼亞還要惡劣。死亡剛剛與我擦肩而過，在那場持續數小時的酷刑折磨中，我與死神之間僅僅隔著半個小時的距離，它的手摸到我的腳踝。若非上帝的保守，我就成了中國版的陳文成。

　　從二○○○年開始，我有機會訪問歐洲、美國和日本等許多國家，每到一地都會有關心我的安全的朋友勸我留下來。但我每次都回答說：如果生命安全還有保障，如果還可以繼續寫作，我不會離開中國。

　　如今，這兩條底線都被打破了，不僅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全部被剝奪，而且生命安全也沒有保障。我只是書齋中的知識人，不曾用上街抗議、結社組黨等方式反抗共產黨的統治，共產黨對我的仇恨，為何到了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的地步？

　　我想，這就是觀念的力量、思想的力量，我所倡導的「右派」和「獨派」的理念，對中共的官方意識形態具有顛覆性，甚至比我點名批評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更讓中共惱火。他們不敢在觀念層面跟我辯論乃至對決，剩下的就是「肉體消滅」。

　　儘管我信奉胡適從范仲淹《靈烏賦》中借來自勉的名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但我的生命不應該在三十九歲就劃上休止符，我還有那麼多書要寫，我還有摯愛的妻子與兒子需要照顧。我不願選擇成為殉道者。我有自己持守的價值和信仰，也有信心在三十九歲這一年到一個新的國家開始新的人生。在那裡，有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以及「免於恐懼的自由」。在那裡，我可以全盤形成並說出「我是右派，我是獨派」這兩句「自我身份定義」，而不必擔心被冠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和「分裂國家」的罪名。我不愛中共，不愛中國，也不愛中國文化，我單單愛真理和自由。

　　「被旅遊」：最荒謬的當代漢語詞彙

　　二○一○年十二月九日，我被黑頭套綁架、酷刑折磨至昏死之後，便成了秘密警察手中「沉默的羔羊」。

　　北京市國保總隊的姜慶杰處長，身材瘦高，外貌儒雅，若走在馬路上，人們絕對想像不到他是一個窮凶極惡的「中國的蓋世太保」。在我十二月十四日獲釋前夕，姜處長皮笑肉不笑地宣布「約法三章」：第一，不能再寫「汙衊黨和政府、攻擊領袖的錯誤文章」；第二，不能與「敏感人物」會面，至於哪些是「敏感人物」，「我們不說你心裡也知道」；第三，在某些「敏感時刻」，不能待在北京，必須外出旅遊，國保將一路陪同並負責所有費用。姜處長最後意味深長地說：「這三點，你必須接受，從此謹言慎行。否則，此前在你身上發生的一切（酷刑），有可能再次發生。」雖然窗外陽光燦爛，是北京罕見的晴朗而明亮的冬日，但我聽他說這番話時，不禁打了個寒顫。

　　其中，第三條「規則」被廣泛實施於異議人士身上，被戲稱為「被旅遊」。這是一個在中國網路上廣泛使用的漢語新詞，宛如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新語詞典》中的詞彙。旅遊本來是富裕起來的中國人趨之若鶩的一種生活方式，但旅遊前面加上「被」字，就成了身不由己的「臨時性放逐」。即便不用自己掏錢支付路費，也並非「優厚待遇」，而是另一種形式的剝奪自由。

　　早在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屠殺之後，很多異議人士就有過「被旅遊」的經歷。劉曉波曾講述九十年代中期，國保警察帶他到全國各地旅行的故事，有一次是跟天安門母親到了太湖上的一個孤島。不過，「被旅遊」這種手段大規模運用，是在胡錦濤時代末期。到了我離開中國之後的習近平時代，「被旅遊」更是發揚光大，成為精密化管制異議人士的秘方。

　　「被旅遊」通常都在「敏感時間」發生。哪些時間是「敏感時間」呢？傳統上來說，固定的「敏感時間」包括：每年春天在北京召開「兩會」（全國人大、政協會議）期間、六四紀念日、七一中共建黨紀念日、十一中共建政紀念日（所謂「國慶節」）、十二月二十五日聖誕節（家庭教會一般都會組織紀念活動）等；另一些臨時性的、機動性的日子包括：西方重要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到中國訪問、重大國際會議和活動在北京召開（奧運會、亞太經合組織首腦峰會等）、某些重要政治案件開庭審判的日子……這些日子我通常會「被旅遊」，只要我不在北京，就不再是黨國潛在的威脅，就不能與來訪的外國客人會面（用官方的話來說，就是「告洋狀」），也不能去聲援被判重刑的人權活動者。如此，「被旅遊」這種舉措，成功地將本來為數甚少的異議人士孤立起來，使之「原子化」，逐漸失去影響力。

　　在北京，這一類在日曆上需要特別標註的日子越來越多。在二○一一年一整年當中，我有三分之一的時間不能待在北京家中，只能與國保警察一起赴全國各地。大部分「被旅遊」的行程是我一人出行，少數時候可以申請妻子同行。若妻子不能同行，我們一個完整的家庭，被一分為三：我在外地，妻子在北京，三歲的兒子在四川爺爺奶奶家中，一家三口如天上的星辰一般「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

　　「被旅行」的地點，有一定的靈活性和選擇性，這大概是「獨裁者的進化」的一部分。姜處長宣佈，北京不能待，上海、西藏、新疆這些「敏感地點」也不能去，除此之外，中國國內其他地方可「自由選擇」。

　　那段時間，我開始跟姜處長探討全家離開中國的可能性，他甚至很「貼心」地說：「以後你出國了，難得再回來，不妨趁這段時間，多觀賞一下祖國的大好河山。」他用的確實是「大好河山」這個岳飛用過的老詞，彷彿他是「大好河山」的主人。於是，那一年裡，我去了西雙版納、昆明、大理、揚州、杭州、三亞……比此前十年裡去過的地方還多。

　　第一次「被旅遊」時，他們建議我去那些沒有異議人士的地方，以免發生「偶遇」之類的麻煩，讓上級不開心，他們會受批評，而我也會被懲罰。我就選擇去西雙版納，西雙版納的少數民族是循規蹈矩的「模範生」，沒有分離主義分子，我想去看看熱帶雨林和大象。

　　最後一次「被旅遊」，是二○一一年聖誕節前夕，我與妻子一起去三亞。有過前面幾次的「磨合」，他們發現我比較遵守承諾，便不再寸步不離、如影隨形。姜處長說：「你可以自己先訂機票和酒店，訂好之後把有關信息告訴我們。這些費用等回來後再結算給你。我們也會去，但不會出現在你的視野中，我們各玩各的。」

　　當我上網找機票和酒店時，發現聖誕節正是三亞的旅遊旺季，機票和酒店都沒有折扣，且一票一房難求。我打電話給姜手下張科長，張科長說：「不用擔心錢的問題，無論多貴都可以。」我訂了全價的機票和唯一有房間的、三千元一個晚上的東方文華酒店。那是我平生住過的最貴的酒店。此後，這家酒店一直給我發促銷電郵，他們哪裡知道，我是無法支付如此昂貴費用的窮書生，這一次「破例」是因為昂貴的旅費來自國家每年高達七千億的維穩費用。

　　果然，一路上國保們都未出現，我和妻子包了一輛出租車去遊覽周邊景點，包括舒淇主演的電影《非誠勿擾》中作為外景地的天堂森林公園。身臨其境，倒不覺得多麽美妙絕倫，過於雕琢的房舍，掩飾不住暴發戶式的炫燿感，這種氛圍籠罩中國每一寸土地。這趟旅程，我們最大的驚喜，是頭一次吃到如同奶油冰淇淋般的熱帶水果釋迦。

　　第三天，我們準備回北京了。上午，姜處長打來電話說：「中午一起吃飯吧。」我說：「喝茶可以，吃飯就免了吧。」這是我一貫的原則：跟國保打交道時，最多跟他們一起「喝茶」──中國的異議人士跟國保一起「喝茶」，就跟香港的腐敗分子被請到廉政公署喝咖啡一樣，是「例行公事」。如果沒有跟國保一起喝過茶，那麽異議分子的身份就值得懷疑，甚至不配稱之為異議分子。不過，我跟國保們去茶館，通常只要清水一杯，我用這種方式跟他們保持距離。

　　此前，他們知道我的這個習慣，每當服務生過來點單，我還沒有開口，他們便說：「這位先生，清水一杯。」這一次，姜處長一再勸說：「你快要出國了，或許今後沒有機會一起吃飯了，我們交往多年，還沒有一起吃過一頓飯呢，今天就算給個面子吧。」我沒有繼續堅持，答應了。

　　中午十二點，我一個人準時來到酒店雅緻的餐廳，姜處長、張科長和小尚三個人在靠水池的一張桌子上等候。他們一再請我點菜，我隨意點了幾個菜。五星級酒店的菜品，從來淡而無味，同桌的人也不是朋友，這頓飯吃得了無趣味。

　　快要吃完時，姜處長突然說：「明天你們就要回北京了，怎麽不多玩幾天，這邊多暖和啊，北京還是一片冰天雪地呢。」

　　我說，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還要回四川接孩子。「你們不就是害怕我聖誕節在北京，參加教會的活動嗎，現在聖誕過去了，沒有什麽好擔心的了。」

　　姜處長滿臉堆笑地說：「好吧，那我安排小尚送你們回去，我和張科長再在這裡玩幾天，來一趟也不容易。」此前，姜處長曾在我面前抱怨，國保警察薪水低、待遇差，不像其他類別的警察有油水可撈（作為被監視者的我們不可能賄賂他們）。幸虧他的老婆是級別不低的幹部家庭子女，在金融系統工作，他們的家庭才能在北京過得去。若是靠他們的薪水，不可能到海南「豪華旅遊」，找到這一次出任務的機會，多玩幾天似乎理直氣壯。

　　回到北京，我整理相關旅費的單據，發現我和妻子四天花費了兩萬多元。姜處長和張科長在那邊多玩幾天，費用肯定是我們的好幾倍。這樣，僅僅這一次我的「被旅遊」，總體消費在十萬元以上，難怪中國的維穩費用要超過七千億。

　　最後一次回到無比陌生的故鄉

　　回到北京之後，過了二○一二年元旦，我飛回四川成都，去接留在爺爺奶奶家的兒子。半年多不見，快到四歲的兒子又長高了一大截，滿口都是麻辣味道的四川話。

　　我的故鄉，成都郊區的小縣城蒲江，跟中國所有的縣城一樣，正在大興土木。縣城周圍是密集的房地產項目，鄉村則是以「新農村運動」的名義蓋起的新村落。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秘密是土地財政、透支未來。原本山清水秀的地方，全被房地產集團以「圈地運動」的方式開發成「先富起來的人們」的鄉村別墅。每一個房地產商背後，都隱藏著一個頂級太子黨。當地最奢華的房地產項目大溪谷，就由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的姪女擁有的「花樣年集團」開發。在小小的縣城裡，人人都在用羨慕的口氣討論這個房地產項目能賺多少錢、又有哪些人能住進這個小區並提前過上美國人獨棟房的生活。

　　故鄉早已沒有童年時代的清純與溫情，滿城麻將，紙醉金迷。麻將成了絕大多數人唯一的樂趣：富人的麻將，一圈數百乃至數千輸贏；窮人的麻將，一圈則是幾毛或幾元的輸贏。很多公務員在上班時間也跑到麻將館或農家樂打麻將。我不會打麻將，宛如「故鄉的陌生人」，失去了這個跟親朋們交流的社交手段。難怪有人說，飛機尚未著陸，如果聽到地上傳來劈劈啪啪搓麻將的聲音，你就知道成都到了。

　　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淪陷中，我的故鄉亦如此。人生的目標就是掙錢，在當地土話中，掙錢是「吃票子」，多麽窮形盡相！人們尊崇有錢有勢的人，無論他幹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情。上層的爾虞我詐、血雨腥風，我並不感到奇怪，千百年來，中國一直如此，只是於今為烈。但是，底層的淪喪讓我觸目驚心，被壓榨和被淩辱者，偏偏崇拜壓榨和淩辱他們的特權階層，這是多麽可悲的魯迅所說的「奴在心者」！

　　作為北大中文系畢業生，本來擁有從政的本錢，擁有光宗耀祖的希望。然而，快到四十的我，依然是一介布衣、兩袖清風，甚至被當作「國家的敵人」──「國家的敵人」也就是「人民的敵人」，小城的家長們教育孩子時，不再以我這個昔日的狀元郎、北大才子為榜様，而低聲告誡說：「千萬不要學他，自不量力，跟黨和政府作對！」

　　反之，在家鄉父老心目中和口頭上，成功人士的典範是兩個飛黃騰達的官員。

　　一個是中學同年級的杜滸。高中時，杜滸學習成績平平，沒有考上大學，只考上作為專科學校的四川省財校。畢業後到鄰縣大邑縣工作，從普通公務員到鄉黨委書記，然後娶了當地官員的女兒，再加上一表人才、能說會道，一路高升到財政局局長、縣委常委和宣傳部長，又被提拔為共青團成都市委書記。胡錦濤執政期間，共青團幹部很受器重，有了共青團幹部的履歷，他很快出任彭州市長、副書記。三十五歲主政一方，被視為四川政壇的明日之星。

　　我回鄉時，正是杜滸如日中天之際。老同學驚歎於他的少年得志，也讚揚他頗念舊情，時常幫助老同學辦事。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他的父母開著豪華汽車，住進了縣城旁邊名為大溪谷的豪華別墅。

　　然而，三年以後的二○一五年一月，我在弗吉尼亞家中上網瀏覽新聞，突然發現杜滸出事的消息：「成都市紀委對彭州市原市長杜滸立案調查。經查，杜滸的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紀，其中部分問題已涉嫌犯罪，成都市紀委已將杜滸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法庭判決落幕之前，各種小道消息滿天飛。據說，杜滸落馬跟爭議巨大的彭州石化項目有關。彭州位於成都上游，該石化項目一旦建成，空氣汙染和水汙染將讓成都近千萬人深受其害，都江堰也處於危險之中。成都民眾曾上街抗議，卻遭到武警野蠻鎮壓。主推此項目的是主政四川多年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走卒：成都市委書記和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城。周永康的兒子周濱為這個項目穿針引線，從中牟取巨額利益。而杜滸從二○一○年六月起擔任彭州市代理市長和市長，成都市石化基地管委會副主任、主任及黨工委委員等職務，是該項目的具體經辦人。

　　據說，這個耗資三百八十億的工程，有兩成左右被私人瓜分。大頭當然是周永康父子、李春城等人收入囊中，在周永康眼中只算是小蝦米的杜滸大概也只能分得殘羹冷炙──即便如此，對於朝九晚五、勤勤懇懇的工薪階層來說，「殘羹冷炙」的數目也當在數千萬之譜，是他們一生收入的若干倍。

　　另一位傑出同鄉，是早我幾年從蒲江中學畢業、考入復旦大學新聞系的趙奇。畢業後，趙奇進入中宣部，成為負責意識形態的常委李長春的貼身秘書。李長春退休之後，鞍前馬後勞碌多年的趙奇被任命為中央辦公廳調研室宣傳組組長、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秘書組組長（正局级）。

　　李長春是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公敵，在其任上製造了不計其數的文字獄。李長春退休後附庸風雅，醉心於書畫和攝影。在二○一五年的北京閱兵典禮上，李長春以前黨國領導人的身份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手持佳能長鏡頭高級相機親自拍照──以反日為號召的閱兵，卻用日本產的相機拍照，成為最大的笑話。而李長春的子女盤據金融、傳媒領域，個個富可敵國。

　　長期服侍李長春、為其效犬馬之勞的趙奇，能步步高陞，不可能沒有幹過壞事，劃定禁書名單、開除編輯記者之類的惡行，他一定參與過。然而，家鄉父老並不在意這些黑幕，對其呼風喚雨的地位望之若雲霓。人們口耳相傳的一個細節是：趙奇的父親病逝之後，雖是一介平民，其追悼會的規格卻超過縣委書記。趙奇回鄉時，四川省長親自陪同，警車開道，好不風光。送花圈的單位，甚至有威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那是多大的面子！逝者若地下有知，該多麽欣慰！老人們談起這些細節，真有「生子當如趙奇」之嘆。

　　沒有成為杜滸和趙奇那樣的人，不是我的恥辱，而是我的驕傲。我的那些回到成都發展的北大同學，不少人已成為廳局級官員。一位曾與我在宿舍裡慷慨激昂地臥談天下事的老友，給省長當過兩任秘書，外放到地方任職，再回到省府成為廳局級官員。幾年前，我們見過一次面。結果，後來其他同學傳來信息，那次見面差點給他帶來不好的影響，我在四川的一舉一動都有國保監視，幸虧四川的國保頭子常常向省長彙報工作，跟作為秘書的他很熟悉，才沒有將此事寫入報告之中。於是，我們此後再也不曾見面。既然彼此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裡，昔日的友情就漸漸褪色了。

　　北京不是我的故鄉，不值得我想念──儘管我在北京生活十九年之久，超過在四川生活的十八年時間，但這個帝都和魔都，從來屬於官和商以及他們的幫忙、幫閑。我擁有北京戶籍，但從不將自己看作北京人，心裡一直以四川人為傲。

　　如今，我哀傷地發現，真正的故鄉亦已消失得無影無蹤，不是在地圖上消失，而在在心靈深處消失。或許是心理上的原因，或許還有霧霾的因素，我眼中的故鄉四川再也沒有童年青翠欲滴的色彩，四處都是一片灰濛濛，河裡沒有魚蝦，山上沒有蘑菇，天上沒有飛鳥。四川與北京同樣不自由，四川變得跟北京很相似，人們習慣沒有自由的生活，即便不是甘之如飴，也是沉默忍耐。書店都關門了，麻將館和曖昧的洗頭房、洗腳房越來越多，有錢人也越來越多。

　　其實，並不是所有人都富裕而成功，沒有錢的人更多。縣城很小，沒有公交車，只有人力三輪車，一般只需要兩三塊錢的車資。有一次，我坐上一輛人力三輪車，發現蹬車的是一名中學同學──他工作二十年的工廠倒閉了，為養家餬口，只能出來蹬三輪車。我沒有能力幫助他，臨別時只能多給他幾塊錢車資。他羞怯地向我說聲謝謝，消失在車水馬龍之中。

    既然在故鄉我也是一個陌生人，那麽，離開或許是唯一的選擇。

　　再見：祖國抑或地獄？

　　二○一二年一月的第一個星期，我帶著兒子從成都飛到北京。妻子到機場接我們，見到半年多不見的兒子，她喜極而泣。

　　三個月以前，我們已經將家中的物品打包分送各處：一部分常用的書籍和紀念品，裝箱後海運到美國的朋友家中；更多的書籍和傢具，或者送給北京的友人，或者運回四川老家。然後，我們將房子和車子都賣掉，等於斬斷了跟北京的聯繫。出售房子前夕，我有些擔憂，國保警察從未完全承諾放我們走，萬一走不了，在北京沒了房子，豈不進退兩難？妻子比我有更大的信心，她每天都在為此禱告，她說有從上帝而來的確信，我們一定能順利離開中國。

　　在北京的最後一個星期，我們住在東四環外後現代城的一套短租公寓內。北京正是最冷的寒冬，兒子從空氣質量稍好的成都來到空氣質量很差的北京，不住地咳嗽，吃什麼藥都不管用。

　　我們離開的計劃並沒有告訴太多友人，在那個肅殺的冬季，昔日惺惺相惜的朋友們已多流散，或入獄，或在嚴密監控之下，或外出避禍。只有一次，我冒險約了幾位朋友，在一家朋友開的火鍋店吃了一頓飯，算是正式道別。

　　簽證和機票都已準備好。簽證是此前去美國參加學術會議時辦的一年內多次往返簽證，因為擔心橫生枝節，這一次我沒有跟美國使館負責人權問題的外交官聯絡，美國政府並不知道我要離開中國到美國的計劃，更不曾因為我而跟中方談判施壓。我希望以相對正常的、安靜的方式離開。

　　二○一二年一月九日，我們赴美機票日期前兩天，姜慶傑處長告知，第二天將有一位很高級的領導約見我，一大早他們要來接我去會面，讓我在住處等候。他再三叮囑如何在領導面前應答，彷彿他是電影導演，我是剛剛入行的演員。

　　十日早上，小尚開著奔馳轎車來接我。一路飛馳，那天北京的交通似乎格外暢通，不到一個小時，就到了德勝門附近的一家假日酒店。姜處長、張科長等人在樓下大堂等候。然後，他們引我乘坐電梯進入樓上一間套房。

　　那是一間高級套房，一進門就是寬敞的會客室，圍成品字形的沙發、茶几以及吧檯。裡面已有兩個便衣在忙碌，其中一個正是我的《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出版前夕傳喚並審問我的名叫朱旭的國保科長。我曾將與朱旭的對話整理成文章發表，形容其為「胖胖的國保朱」。此刻，他正在擺弄一台放置在三腳架上的攝影機，看到我走進來，彷彿是老朋友般地微微一笑。

　　幾分鐘之後，走進來一名中等身材、身穿白色襯衣的人，房間裡的幾名國保紛紛起立向其致意，這大約就是他們所說的「領導」──他們稱其為「劉局」。這位「劉局」伸出手來跟我握手，並不自我介紹，只是居高臨下地說：「余先生，我早就想見你了，幸會，幸會。」

　　當我抵達美國之後，有一位電話訪問我的香港記者在「人民網」的資料中找到一段公安部治安局局長劉紹武的畫面，我辨認出與我談話的「劉局」似乎就是此人，他因為在北京奧運會期間負責政體安全保衛工作，滴水不漏，深受最高領導人嘉許。

　　「劉局」一口北京話，久經宦海，說話的水平比手下的國保們高多了。他先是天南海北地侃侃而談，主要是說中國已進入太平盛世，人民群眾萬分擁護共產黨，唯有西方國家亡我之心不死等大道理。然後，他將話題轉到我身上：「你的情況我們大致知道，你提出要出國學習的要求，我們經過考慮，同意讓你出境。」我的一顆懸著的心終於落下。另一方面，我也深感悲哀，出入境本是公民的基本人權，在中國，當你成為官方眼中的「敵對分子」，出入境卻需要經過國保這個特殊部門的批准，否則即便擁有合法文件，到了海關也會遭到攔截，他們給出的理由永遠是莫須有的罪名──「你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

　　「劉局」接著說：「希望你到了美國之後，不要忘本，你不可能變成白人。你要持守民族大義，拒絕成為西方反華勢力利用的工具。」最後，他說出具體的要求：「我們希望你提交一份保證書。」

　　我把事先寫好的「保證書」交給他看，關鍵的條文是此前姜處長吩咐的「出國後不能點名評論九常委」。「劉局」看了後表示滿意，吩咐說：「你要對著攝影機鏡頭朗讀一遍，我們留作檔案。如果日後你不遵守此承諾，就不能回中國。」他的威脅對我毫無意義：既然決定離開，我做好了此後相當長時間不能回國的打算，甚至一生不回去也不會後悔。我要離開的，不是祖國，而是地獄──摧毀人的自由和尊嚴的地獄。

　　在我抵達美國之後，立即在華盛頓國際記者俱樂部召開新聞發佈會，鄭重宣布：在酷刑和逼迫情形下所作的「保證書」，違背自己的真實意願，全部作廢，我將繼續我對共產黨的批判工作。

　　那天上午，這些程序行禮如儀完成之後，「劉局」站起來，大大咧咧地向我道別，並補充說：「明天中午，不能有親友去機場送行，我們安排姜處長等人送你們全家走，這樣對大家都比較方便。」

　　二○一二年一月十一日中午，用過簡單的午餐，我們一家三口來到樓下，姜處長帶領六名國保警察，乘坐兩輛車來接我們。因為行李箱很多，他們專門安排了一輛寬敞的別克商務車來裝行李。從五環直奔機場高速，一路無語。

　　到了機場，先是到美聯航的櫃檯托運行李。妻子細心地在每件行李上掛上行李牌，寫上美國友人家的地址。小尚在一旁掏出便簽本，偷偷抄下行李牌上的信息，我們假裝沒有看見，因為即便制止他，他也不會聽。

　　辦理完托運行李和登機證後，我們一家三口往安檢和海關通道走。幾名國保警察則掏出警方的名牌卡掛在胸口，從旁邊的綠色通道直接往裡走。

　　到了海關檢查口，海關工作人員剛剛將我的護照信息掃入電腦，立刻響起滴滴的聲音。那名年輕的海關工作人員立即拿起電話，似乎要向上級請示。旁邊的姜處長則將他的證件在此人面前晃一晃說：「已經批准了，沒有問題。」一通電話打完，這個海關工作人員才衝著姜處長點點頭，「啪！」地一聲在我的中國護照上蓋上出境章。

　　從這個小小細節可以看出，中共當局早已在海關資料庫中設置了一張黑名單，只要是黑名單上的人，即便擁有護照和簽證，也無法離開中國。中國是一座大監獄，是亙古以來人類社會最大的監獄，許多人想進來卻不能進來，許多人想出去但出不去。

　　這一刻，我緊緊握住的拳頭才鬆開。接過護照，背著挎包，抱著孩子，挽著妻子，大步往登機口走去。出關時，妻子特地站在我後面，如果我能順利出關，她再跟著走；如果我不能出關，她就不去嘗試。她不走在我前面，擔心萬一她出去了，我不能出去，一家人由此被分離開，那是最糟糕的情形。

　　到了候機室，我們坐在離登機口最近的椅子上。不久，服務人員廣播宣布開始登機。我們站起來排隊，緩緩走向艙門。姜處長等幾名國保站在十米之外，向我們揮手告別。

　　光光靠在我的肩上，他以為這些人是爸爸的好朋友，便向他們揮手並用稚氣的聲音喊道：「叔叔，再見，再見！」這荒謬的一幕是我離開中國的最後場景。我沒有立即告訴光光，他說「再見」的那些「叔叔」究竟是甚麽人。但我告訴自己，在以後兒子成長的歷程中，我會把全部真相告訴他。